3月2日，苹果公司的新品iPad2亮相，再度引发全球范围内的高度关注。苹果于2010年10月发布的第四季度财报显示，iPad在7、8、9三个月中共售出419万台。苹果方面表示，若非供货能力不足，原本可以售出更多的iPad。

美国加州的苹果告急，却为万里之外的中国成都提供了一次良机。同样在2010年10月，iPad在成都的富士康工厂开始试产。

富士康集团投资长庄宏仁，用照片记录了富士康成都项目从开工到投产的全程变化，并在投产仪式上深深感慨：“成都项目76天建厂并投产，创造了富士康全球建厂史上的一个新纪录。”

“全球2／3以上的iPad将产自成都。”成都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局长汤继强这样告诉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。

富士康iPad项目曾被列为成都的“1号工程”，因而该项目落地成都的过程也未曾为外界所知晓。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经过近一年的深入采访，才得以逐渐还原其中的关键节点。

升级密码：802001

2011年3月，成都市经信委，一份《成都市工业发展重点支持目录（2011）》正在被反复修订，即将出炉——这将成为各个分管行业负责人未来一年的工作蓝图。

“重点从最早的801，到802，再到后来的803，恰恰体现了成都市政府发展IT产业的决策思路。”成都经信委相关人士说。

他所指的“801”、“802”等所有以“8”开头的编号，正是电子信息产业在这份《目录》中的代号。

举个例子，牵动成都电子制造业界的富士康工厂，落实到这份目录上，就归属于编号为802001的项目，它代表着“平板显示器件（4.5代以上TFT-LCD、OLED、激光显示器件）及其关键件”。

这个看似不着边际的编号，最终成为一个牵动100亿美元投资的项目，根据成都市政府公布的数据，富士康成都项目全部投产后，每年总产值将达2000多亿元，是四川全省此前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的1.6倍。

更多的数字在更新着成都IT产业的版图：2010年底，戴尔、联想、仁宝、纬创等项目相继落户，据预计，到2011年10月将形成1亿台的电脑生产能力，占全球总产能的约20％，这意味着，全球生产的电脑每5台中就有1台“成都造”。

记者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，成都在2010年共引进IT产业相关的“龙头带动型重大项目”8个，涉及投资总额达115.75亿美元。

和富士康成了“患难之交”

成都为何选择富士康？为何选择iPad？富士康又为何选择了成都？汤继强博士表示，上述问题的答案绝非偶然。

2009年10月，成都市与富士康经过5年“爱情长跑”，在西部博览会期间正式签订合作协议。当时宣布的富士康成都项目是一个庞大的计划：包括液晶显示生产线、LED-TV、LCD模组、精密模具及3C数码产品卖场等多个项目。

尽管投资总额高达50亿美元，但其中并不包括终端产品的生产。而且，在签约之后，富士康成都项目进展缓慢。

2010年4月3日，苹果正式发售iPad，带来的震撼触动了政府和业界的决策者。5月23日～28日，一支由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、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带队的访问团展开了“天府四川宝岛行”，和富士康的洽谈成为此次访问的重头戏。

“他们把高铁的椅子转过来对着坐，谈得非常热烈。”据四川省招商引资局副局长郑莉回忆，郭台铭陪同刘奇葆、李春城乘坐高铁，前往参观鸿海集团和奇美公司，并谈到了iPhone等苹果产品。

双方商谈正酣，却碰上了富士康“跳楼”事件，郭台铭急忙赶往深圳处理相关事宜。

5月26日是四川省和富士康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日子，郭台铭不得不匆匆赶回台湾。当刘奇葆等人对他的辛苦奔波表示过意不去时，郭台铭提到了他和成都的另一个渊源：2008年5月12日下午两点多，他正准备和成都市长葛红林商谈投资项目的细节，却被突如其来的地震打断，这一耽搁就是一年多，直到2009年10月才正式签约。

郭台铭说，虽然好事多磨，但正是因为如此，富士康和四川有了患难之交。

2010年6月，富士康深陷“跳楼”事件泥沼，四川省派出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医生前往深圳，帮助富士康处理危机。与此同时，成都市政府正式成立“富士康工作组”，由副市长谢瑞武任组长。他们的任务很明确：了解富士康的王牌产品是什么、哪些项目适合拿到成都做、郭台铭的想法是什么……

很快，工作组捕获到一个重要的信息：由于“跳楼”事件的影响，富士康加快了外移产业基地的步伐，并计划在几个月内将生产线从深圳分流到其他省份。

郭台铭向接踵而来的各地招商组抛出一个难题：20天内找到一个10万平方米的厂房、能容纳两万人的宿舍。

各地招商组火速展开搜索。有消息传出，河南郑州率先找到一处14万平方米的厂房。郑州最终胜出。

捕获iPad

成都招商组在沮丧之际，又捕获到另一个关键信息：针对iPad，郭台铭也有了扩大生产的想法。iPad当时虽然发售仅两个月，销量却爆发式增长。

“你们怎么不去搞这个？”富士康一名内部人士对成都的招商代表说。7月3日，葛红林再次带队前往深圳。

这一次，郭台铭提出了一个近乎“苛刻”的条件：要拿到iPad项目，初期由政府代建厂房，而且，要在三个月内建成数十万平方米的厂房，半年内厂房面积要扩充到170万平方米。除了面积，富士康还对厂房的高度提出了具体要求。

“协议都还没签就开始建厂房？”招商组不免担心。但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，葛红林当即就向郭台铭表示：“三个月建好厂房没问题”，并坦然地在责任书上签字。对于葛红林痛快的答复，郭台铭仍心存疑虑。但在得知葛红林曾是上海钢铁研究所高级专家，并在上海五钢集团公司、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任副总，是钢构厂房方面的权威时，郭台铭欣然拍板，敲定了成都项目厂房用地、地点、规模及预定投产日期。

事后，葛红林的一句话让招商组的成员们印象深刻：“iPad这个项目，上，有风险；但不上、坐等的话，风险更大！”

随后的一周，项目进展神速。

7月12日，富士康iPad项目的厂房建设在成都正式动土。

7月13日，名为“1号工程指挥部”的小组在成都成立，全面推进富士康iPad项目，甚至确立一个“五边”战略：边招商、边谈判、边施工、边招工、边投产。

7月14日，当刘奇葆和李春城率队前往深圳和郭台铭会谈时，终于传出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富士康在成都的投资总额将超过100亿美元，相当于把2009年西博会签约的金额翻了一倍。

与此同时，在成都高新西区，一片约4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圈了起来，作为富士康厂房建设，还有15平方公里将作为生活配套用地进入建设范围。

7月22日，以富士康项目所在地为基础的4.68平方公里综合保税区进入申报流程。

同一时期，富士康在成都的三家子公司群康科技、鸿富锦科技和富泰宏科技相继注册成立。轰轰烈烈的招聘工作也同时展开。

2010年7月中的一天，郑莉又一次飞往深圳，刚到机场，就接到郭台铭的电话，他希望在成都附近找一些配套企业，急需铝挤压型材的供应商。郑莉一边乘车，一边往成都打电话，安排准备相关材料。40分钟后，一份料材送到了郭台铭手中，其中包括分布在成都附近的四家铝挤压型材厂的具体信息。

为了今后从容应对类似情况，“1号工程指挥部”随后成立了一个“配套产业链工作组”，专门为富士康梳理了数十个配套产业的材料。

征服苹果

虽然郭台铭已表示将把iPad生产项目放在成都，但该项目还差“临门一脚”——取得苹果的许可认证。

8月18日，苹果公司派出的审核团队来到成都，负责生产制造的副总裁丽塔拉尼亲自督阵。

苹果的“考官”们来到成都为富士康未来员工准备的宿舍，三栋公寓整齐挺拔，样板间布局合理、整洁有序。厂房的工地上，2000多名建筑工人正加班加点开工。

令“考官”们感到意外的是，陪同他们考察的成都政府官员手里就在使用iPad，并且操作熟练。走在成都的大街上，丽塔拉尼看到某家银行门口的电子屏上出现了iPad的字样。随行人员向她解释，电子屏上的信息大意是：参加＊＊活动，赢取iPad大奖。这让苹果的“考官”们喜出望外，“原先他们对中国西部的这座城市知之甚少，现在体会到，‘成都人是紧跟世界潮流的’。”

送走了苹果的“考官”，郑莉马不停蹄又赶到深圳，富士康内部一名人士悄悄地告诉她，“苹果已经同意在成都生产iPad了”。

郑莉连忙找郭台铭确认此消息，谁知没有得到正面回答，郭台铭笑道：“你不用去招商了，我现在成了成都最大的‘招商局长’。你要做的，是给我把服务做好。我们现在上了同一趟火车，这趟火车要高速运转起来了！”

产业国际化带来城市国际化

“产业不国际化，一座城市怎么国际化？”汤继强如此总结富士康iPad项目对成都IT产业的意义。“富士康iPad项目落地，为成都IT产业提供了一个在全球产业格局大调整中跨越发展的绝佳机遇，是一个新标杆。”

“有时想想，都觉得在这里（高新区）工作真是一种幸福。”站在办公室中，汤继强向窗外望去，高新区的街道整齐洁净，汽车在马路上快速、有序地行进，犹如这座城市强有力的脉搏在跳动。“我们正在思索这些项目落户成都之后的问题。无疑，IT将为古老的成都注入新的活力。”

2011年3月初，成渝经济区获国务院审批的消息传出，顿时在川渝大地成为热议的话题。成都和重庆无可厚非地成为这个全国第四大经济区的“双核”。关于这两个城市之间的角力早已不是秘密。这一点，“富士康抢夺战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
2009年8月4日，富士康与重庆签约，2000万台笔记本电脑和配件的生产线最终落户重庆。2009年10月富士康与成都签约，并在2010年底宣布将投资额追加到100亿美元，苹果iPad项目落户成都。成都扳回一局。

在即将成型的成渝经济区版图中，“双核”的竞合方式将走向何方？

在去年底迎来众多IT巨头的成都，记者走访了众多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后发现，这里的人们正在为即将拉开的硬仗积攒更多的重磅“弹药”。过去近十年来成都IT工业的曲折发展之路，或将成为其下一个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又一个铺垫和台阶。

无疑，成都将赢得未来。